百年回眸看男装

    中国人素来讲究穿衣，在华夏大地衣服不仅代表着一种审美情调，而且与道德礼仪，甚至政治制度息息相关。它是“礼仪之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皇帝、妃子、大臣、达官显贵、平民布衣的穿着。各有所属，不能僭越礼制。至近代，服饰如同一面折射社会生活变迁的镜子，在东西方文化的相互碰撞中，打破了封建衣冠制度的桎梏。正是在这场服饰革命中，男装的改变使中国男人从头到脚焕然一新。

    从长袍马褂到中山装，服饰的改变意味着人们观念的转变。同时，它还牵涉到民族自尊心问题。例如满清入关之初颁发的“薙发易服”令，曾激起了强烈的民族矛盾。清末民初，政局风起云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推翻了两千多年的专制集权制度，男性服饰亦为之一变。上世纪20年代，民国政府明确规定：男子礼服为中山装。此后数十年内，中山装成了男士主流着装。其原因在于，它既有同西装一样简便、干练的风格，而且不属于舶来品；既像中国男人穿惯了的长袍一样符合人们的着装心理，又代表着同旧社会决裂的新的精神面貌。它承载了一种追求民权、自由、民主、革命的精神价值，根植于那个特殊的年代，深埋于中国人的心中。

   与中山装同时流行起来的还有西装。上世纪30年代，西装的流行是由留学生和演艺界明星引领的，主要局限在留洋知识阶层；而接受本土教育的知识分子，仍以传统的长袍为主要装束。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心理差异，西装代表了西洋文化，长袍则是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经过长期积淀形成的，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士人仍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服饰习惯。另外，民国时期男装的改变主要局限于大中城市中，而在广大农村和县城，依然延续着前清的服装式样，鲜有改变。此后一段时期，男装形成了长袍、中山装、西装三足鼎立的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广大贫苦工农翻身做主人，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在这昂扬向上的时代潮流中，男装有了新的特色。上世纪50年代，以蓝灰色为基调的“劳动色”成为衣服的主打颜色，由中山装翻版的干部服受到人们的青睐。在那样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全社会崇尚节俭；在意识形态上向苏联学习，坚决摒弃具有“资产阶级情调”的西装和作为旧社会“余孽”的长袍。

   文革开始后，全国上下进入一个“火红的年代”。草绿色军装配以鲜红的袖章，胸佩毛主席像章，腰系铜头皮带，头戴绣有红色五角星的军帽，背着黄挎包，脚蹬解放鞋是那个特殊年代的标志。军装成了最流行的衣着打扮，不分男女，无任何个性可言，可谓服装史上的一大奇观。

   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军装渐渐退出人们的视线，喇叭裤、牛仔裤、夹克衫开始登上男人的服饰舞台。为了同国际社会接轨，国家领导人也带头穿起西装，于是，男人久违的着装——西装重新穿上身。国门的再次开放，极大地活跃了社会生产力，物质资源丰富起来，品牌服饰涌现出来，各类服装店林立街头。

   如今，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社会生活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男装已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服饰概念，它更多地融合了消费观念、审美情趣、文化品位、个性追求等因素。其中，较为突出的一点是休闲服、运动服已占据了男装的半壁江山。

   服饰的革故鼎新彰显了一个时代的社会变迁，观中国百年男装风尚，如阅一部中国现代史。衣服看似在画个人的“皮”，实则是在画一个时代的“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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