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装历史的政治语言
“衣服”本来的功能只是遮身蔽体、保暖防寒，但在历史中又演化出了政治、审美的功能。在传统社会，服饰的政治功能被突出、强化，成为统治者“治民”的重要部分。历代王朝都有《车服制》《章服品第》一类对着装等级制度的严格规定，早在周代即产生了比较完整的衣冠制度，自天子至大夫到士卿，服饰各有区别定制。
至魏晋时期，王公贵族虽然“服无定色”，但仍有八品以下不得着罗、纨、绮等高级丝绢织物的规定。唐代是最开放的年代，但从唐高祖李渊起就正式颁布衣服之令，对皇帝、皇后、群臣百官、命妇、士庶等等各级各等人士的衣着、色彩、服饰、佩带诸方面都作了详细的规定。总之，中国古代服饰的核心是等级制度，衣冠服饰是尊卑贵贱等级序列的标志，任何人都不得僭越。今天人们所推崇的“汉服”，实际只是传统社会中少数“上等人”的服饰，广大“引车卖浆者流”，绝不能像孔乙己那样穿长衫，只能如阿Q那样着短装。
服饰对内的政治功能是等级制，对外的政治功能则是作为“天朝上国”“华夏中心”的象征。《左传》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西晋末，晋元帝渡江，中原士族相随南逃，史称“衣冠南渡”。与“衣冠”相对的是“被发左衽”，即非汉族的夷狄的符号。《汉书·匈奴传》说道：“《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被发左衽”与“人面兽心”并列，对“非衣冠”的歧视何其深也。
以“夷狄”入主中原的满清王朝以血腥手段强迫汉人易服来表示对其“臣服”，服装成为对一个王朝的忠诚与叛逆问题，“穿，还是不穿”成为“生，还是死”的大问题。清王朝同时又秉承华夏“衣冠之治”的传统，同时制定了种种有关穿靴、戴帽、着装、佩饰的烦琐规定，维持等级森严的统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制定过明确的服饰制度，却成功地推行了新的服饰和审美标准，同样完成了易服改元的政治使命。具有强烈工农意识的新政府领导者，将解放区的简朴服饰和审美意识带到了50年代，并影响了以后的几十年。中国的服饰审美从此出现了极大的转折。
建国初年，人们的服饰是新旧并存，中西皆有。随改造深入，衣着华贵者渐为新社会所不齿，衣着朴素的劳动者才是光荣。
西装、长衫、旗袍被塞到了箱子底。50年代的时髦当然与革命相联，任何与解放区、解放军、工农大众相似的装束都是美的。列宁装、人民装、中山装成为当时最时髦的三种服装。
灰棉布列宁装始于延安时代，为西式翻领，右衽双排钮，腰间束腰带，三只挖袋，胸前一只，腰旁二只斜插袋。随着根据地干部南下和接管政权，他们穿着的服装随即也带到了全国各地，并迅速被模仿制作。最初，列宁装为男女皆服的款式，连儿童也穿，后来渐渐仅为女性穿用了。进步女性喜穿列宁装，剪短发、直发梳辫、不施脂粉，脚蹬布鞋及上胶的跑鞋。城市女干部大多穿列宁装，穿简朴的中装也是相当的普遍。50年代中后期，一度流行裙装，连衣裙（布拉吉）成为夏季女装，半截裙、西装裙、A型裙、直身或大斜摆裙都有闪现。不过，裙装最终让位裤装，劳动工作的妇女更多选择裤装。旗袍渐从新社会生活中淡出，直至完全消失。
来自解放区的男干部穿灰色中山装，被老百姓称作“干部服”、“人民装”。人民装是中山装的一种变体。建立新的人民政权后，“人民”的字眼冠于方方面面，人民装及称谓正是那个时代的具体特征。尤其于“大跃进”时期，人们狂热地认同那些“十五年赶上英国、共产主义社会已不远”等政治呓语，全民劳动的社会环境里只能穿着适合于劳作的朴素衣裤，如
工作服、工装裤、中山装、中式袄褂。
服装政治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仍大为盛行，服装成为“革命”与“不革命”的重要标志，在“文革”中几乎只有
工作服、蓝中山装和绿军装成为被允许的“革命服装”。改革开放是思想观点大解放，也是服装大解放，人们重有穿衣戴帽的自由。但在80年代初，喇叭裤、牛仔裤仍曾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而遭禁，终经开明者以敦煌“飞天”壁画论证喇叭裤是中国“民族服装”而不是“西方没落腐朽”的外来品、牛仔裤本是“美国劳动人民的服装”而不是“资产阶级奇装异服”而最后开禁。此后，服装的“政治化”迅速淡出。
衣着，很多时候代表着人的精神气象。比方说，喝足了洋墨水的辜鸿铭老先生，回到了国内，没有洋派，而是长袍加身，不负“怪杰”的称誉；台湾大学历史系的学生李敖，别人西装革履，他偏长袍，也是卓尔不群；倒是温和的胡适先生，一以贯之地领带西服，颇显“海龟”的派头。看来，穿衣戴帽，也是个人价值观的表达。由此看来，服装其实本应与政治无关。
千百年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们才逐渐摆脱了“服饰政治化”观念，服饰成为个性表达、选择的最好形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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